我叫郭炎生，男，1977年10月出生，家住安陽市湯河小區(qū)人，個體養(yǎng)殖戶。
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因病去世，孤兒寡母生活艱辛，歷盡了坎坷。1998年6月，我高中畢業(yè)后，考上了大學，由于家窮無力供我求學，只好回家務農(nóng)，后來在親戚朋友的幫助下，借錢辦養(yǎng)雞場。我按照科學的養(yǎng)殖方法，注重防疫，按量配飼料，幾個月過后，雞場開始見效。第一筆錢后，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。幸福生活本該從此開始，誰料由于誤入法輪功的歧途，在人生路上栽了一個大跟頭。
我母親信奉封建迷信，受母親的影響，我從小對封建迷信這一套也比較感興趣。1999年春天，有人來我村傳授法輪功?？催^《轉(zhuǎn)法輪》后，再聯(lián)想到自己的身世，和受的苦難，就被里面“消業(yè)”論所迷惑，錯誤地相信《轉(zhuǎn)法輪》里所說的“人生生世世都在造業(yè)”，“自己的業(yè)力促成了自己下一世、這一世的困難、痛苦、磨難、缺錢、多病”，我和母親“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業(yè)力”形成的，“只有償還業(yè)力之后，才能夠得到幸福，才能度好”。
為過上好生活，改寫人生和家庭的命運，我和母親開始修煉法輪功。我們母子倆一人買了一本《轉(zhuǎn)法輪》，母親不識字，我先講解一遍，然后我再領(lǐng)著她背誦。由于心理作用，感到生活比以前幸福多了。
1999年7月國家對法輪功取締打擊，村里的人認識到法輪功的危害性后，都不練了。體驗到“好處”的我們母子倆，在思想上轉(zhuǎn)不過彎，以為是國家搞錯了，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，我和母親就改為暗練，以致越陷越深。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們母子倆以《轉(zhuǎn)法輪》為標尺，約束我們的言行，檢討我們生活中的過失。
2000年春天，我感到很困惑：修煉中的人不能吃藥打針，我在防疫中給雞吃藥打針了，這是否違背了“法輪大法”的“消業(yè)祛病”道理？人通過修煉可以“自動消滅病毒和業(yè)力”，可是雞不會“練功”??？
困惑中我?guī)捉?jīng)深思，做出一個荒唐的決定：靠人修煉代替防疫，為雞“消業(yè)”。怕出意外，我設置了“四重保險”。一是到雞舍內(nèi)“練功”打坐，對著雞“發(fā)正念”（之前，我在自己的宿舍內(nèi)修煉）。二是在每個雞舍內(nèi)都掛一張“師父”的“法像”，讓“師父”的“法身”保護雞的安全。三是在每間雞舍的的門膀貼上“護身符”，左邊是“法輪大法好”，右邊是“真善忍好”。四是在加工飼料的時候，我和母親不住的默念“九字真言”，代替以往的在飼料中的配藥。起初我還提心吊膽，后來幾個月過后，雞場平安無事，我對法輪功更加佩服，心里由衷贊嘆：法輪大法就是好！
我的舅舅也是養(yǎng)雞戶，我把自己的做法和感受告訴他，并奉勸舅舅也用修煉法輪功代替防疫，立即遭到舅舅的反對。他苦口婆心勸說我搞防疫，我感到和他志向不同，不是一條道上的人，對他的勸說置若罔聞。
2001年春天，一場雞瘟來臨。舅舅他們的雞場因防疫搞的好，安然無恙，而我靠修煉法輪功代替防疫，卻遭了大殃，大小種雞不到三天就死光了，慘不忍睹。雞瘟來臨時，我在雞場貼滿了“護身符”，母親顧不上吃飯和睡覺，晝夜不停念“九字真言”，念得滿嘴起泡，念得聲音嘶啞，卻一點效果都沒有，絲毫擋不住瘟疫的暴力。我和母親整日以淚洗面，哭啞了嗓子，哭腫了眼睛。
這個跟頭可栽的不輕。一場雞瘟損失了30000余元，其中有親戚朋友借給的10000余元，有我這幾年積累的20000余元！慘境中的母親氣的血壓升高，突發(fā)腦溢血，被聞訊趕來的舅舅送進醫(yī)院，由于搶救及時，生命被保住了，但落現(xiàn)了半身不遂的后遺癥，并且欠下了10000余元的醫(yī)療費。癡迷中的我，仍未懷疑是被法輪功害的，再次翻出《轉(zhuǎn)法輪》，一字一句地念，對照現(xiàn)實找原因，以為是的“業(yè)力回報”的緣故。
當我和母親在法輪功泥潭中越陷越深時，社會上的志愿者多次上門做工作，我和母親才明白這個大跟頭是法輪功害的。我和母親憤怒地燒了李洪志的“法像”和書籍，砸了練功機和練功帶。
醒悟后，我在親戚朋友再次幫助下，重操舊業(yè)，依靠科學，注重防疫，慢慢翻了身，還清了借款，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醒悟后我有一個切身體會：切莫接觸邪教，否則害你一生，后悔莫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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